我端着枪走到尼科洛·波罗面前，从腰间的弹药包里取出一个弹匣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，然后咔嗒一声卡进步枪的弹匣井里。
尼科洛·波罗的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蹦出来。
“我的上帝。”他用意大利语喃喃道。
朱元璋听不懂意大利语，但不妨碍他得意。他翘着二郎腿坐在龙椅上，笑得满脸褶子都舒展开了：“波罗是吧？你来晚了，这些东西朕的大明早就有了。”
尼科洛·波罗带来的随从里有个年轻的画师，不知道是吓的还是太敬业了，居然掏出纸笔开始画我手里的枪。我走过去看了一眼，那画工极其精细，连枪管上的膛线都画出来了。
“你怎么会画得这么细？”我问他。
画师抬起头：“在下达·芬奇。”
“……你说你叫什么？”
“列奥纳多·迪·瑟·皮耶罗·达·芬奇。”
我愣了三秒钟。这孩子看着也就十七八岁，但那双眼睛里的光芒，是那种百年难遇的天才才会有的。等等——达·芬奇不是1452年才出生的吗？那就是说现在他才十四岁？不对不对，时间线完全对不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朱元璋看我脸色不对，问我怎么了。我说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个画师挺聪明的，想留下来当学徒。
朱元璋大手一挥：“留！都留下！不就是几个洋人嘛，朕的大明还养不起？”
尼科洛·波罗大概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本来是想来谈贸易的，结果画师被扣下了，火绳枪被没收了，连他自己都被安排住进了国宾馆，每天好吃好喝供着，就是不让走。
“陛下是想扣他们做质子？”事后我问朱元璋。
朱元璋喝了口茶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元人还没打完，西边又来了一帮什么威尼斯人。朕不知道他们有多强，但朕知道你不简单。能让急成那样的一个人——他指了指我——觉得聪明的孩子，那肯定不简单。既然不简单，那就别放回去了，在大明待着吧。”
达·芬奇就这样成了大明火器研究院的编外学徒。
这孩子果然没让人失望。他来研究院的第一天，就把我的水力发电站整个画了一遍，不是简单地画外观，而是把所有机械结构都透视了出来，连齿轮的模数都标得清清楚楚。
第二天，他把蒸汽机画完了。
第三天，他把内燃机的原理图画出来了——我还没来得及给他讲呢，他自己看了一遍就悟了。
第四天，他找到我，认真地说：“大人，我觉得您这个内燃机还有优化空间。如果采用四冲程循环，配合我设计的这个离心式调速器，热效率至少能提高百分之四十。”
我沉默了。
在这个时代，一个十四岁的欧洲孩子，用丹麦语——不，意大利语——给我这个拥有现代知识的中国人上了一堂热力学课。
天才就是天才，穿越都无法改变的那种。
在达·芬奇的协助下，内燃机在洪武六年冬天成功运转。紧接着就是汽车，不，应该叫“不用马拉的车”。朱元璋给它赐名叫“洪武车”，坐着在应天城跑了第一圈。
那天万人空巷，应天城的老百姓全跑出来看热闹。一个老头指着轰隆隆跑的洪武车，对孙子说：“看，那就是铁牛，不用吃草，跑得比马还快。”孙子说：“爷爷你骗人，那是皇上坐的仙车。”老头说：“你懂什么，这就是铁牛！”
朱重八在车上笑得肚子都疼了。
洪武七年，电报机问世。
这玩意儿对朱元璋的冲击不亚于狙击步枪。他第一次看到我用摩尔斯电码在研究院和皇宫之间发报时，一把推开操作员，自己坐到发报机前，非要亲自试试。
“就按这个滴滴答答的东西，那边就能收到？比骑马送信还快？”
我说：“是的陛下，电的速度是光速，光一秒钟能绕地球七圈半。”
朱元璋消化了这个信息半分钟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：“去把徐达和常遇春叫来。”
那两位正在前线打仗呢。但朱元璋不管，他让人在前线和应天之间架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，边打边架，一个月就通了。
从此，朱元璋在应天就能直接指挥千里之外的战场。哪里需要支援，哪里需要撤退，哪里该包抄，哪里该围点打援，全在他的手指之间。徐达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：自从有了电报，陛下就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，前线发生的事他比我们还清楚。有一次我刚把营帐扎好，陛下的电报就到了，说扎营的位置风水不好，让我换一个地方。
朱重八对此的解释是：“朕不是在指挥打仗，朕是在下棋，整个天下都是朕的棋盘。”
电报之后是电话。电话的发明纯属意外，我在实验室里摆弄磁石式电话机的时候，一个学徒不小心把两根线接在了一起，结果听到了隔壁房间的声音。朱元璋知道这事儿以后，立刻让人在皇宫和研究院之间拉了一条专线，他每天没事儿就给我打电话。
“喂？铁匠？”他在电话那头喊。
“陛下，臣现在不光是铁匠了。”
“朕知道，朕就是想叫你铁匠。你在干嘛？”
“设计飞机，陛下。”
“哦，那个飞鸡。赶紧弄，朕等着坐呢。”
挂断电话之后，我盯着那个简陋的木制话筒看了很久。这座宫殿的主人，这个史上最传奇的草根皇帝，正在用一台十九世纪末的设备，跟我聊二十世纪的技术。
这种时空错位的荒诞感，让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在做梦。
洪武八年的春天，争议来了。
不是来自朝堂——朱元璋一手遮天的大明没有哪个大臣敢公开反对皇帝的决定。争议来自内部，来自于我亲手带出来的第一批火器研究院的学员。
有个叫沈括的学员——不是那个宋朝的沈括，是同名同姓——给我写了一封长信，言辞恳切地说：“大人，我们这样发展火器，会不会太快了？臣读史书，看历代王朝，兵者凶器也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如今我大明的火器已经远超周边各国，甚至远超万里之外的欧洲各国。但火器越强，能造成的杀孽就越重。臣担心，有一天这种武器会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的百姓。”
这封信在研究院里传阅了一圈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有赞同的，有反对的，争论了好几天也没结果。
最后朱元璋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，亲自来研究院开了个会。他坐在主位上，扫视了一圈在座的学员，开口就说：“朕听说你们在吵，要不要继续造更厉害的兵器？”
没人敢说话。
“你们不说是吧？那朕来说。”朱元璋站起来，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，“朕小时候给地主放牛，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每顿能吃上干的。后来闹饥荒，爹娘都饿死了，朕去皇觉寺当和尚，也吃不饱。再后来天下大乱，朕提着脑袋造反，终于坐上了这个位子。你们知道朕这辈子最大的体会是什么？”
他停下来，转过身看着所有人。
“是弱了就要挨打。朕弱的时候，元人打朕，地主打朕，连山贼都打朕。现在朕强了，没人敢打朕了，但朕不能保证子孙后代的皇帝也强。所以朕要在位的时候，把这件事做绝了——让大明的火器强到所有敌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步。强到他们一提起大明，腿就发软。强到朕的孙子，孙子的孙子，哪怕是个废物皇帝，也没人敢动他一根汗毛。这叫持剑，懂吗？”
全场鸦雀无声。
沈括的脸色很复杂，但他没有再说什么。
那天晚上我找到沈括，跟他聊了很久。我说我有办法在造火器的同时，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火器需要的冶金、化工、机械加工，这些技术反哺到民用领域，就是织布机、播种机、收割机，就是化肥、农药、拖拉机。工业革命的本质不是杀人，是让人活得更轻松。
沈括说：“大人，我信你。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您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然后笑了：“一个打铁的。”
“您才不是打铁的。”沈括认真地说，“打铁的打不出洪武九式，更造不出电报和电话。您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天上？还是将来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
但沈括似乎已经不在乎答案了。他朝我拱了拱手，转身走进了夜色里。
洪武九年，第一架飞机成功试飞。
说“飞机”其实有点勉强，那玩意儿更像是一架装了引擎的滑翔机。木质的骨架，蒙上布质的蒙皮，一台经过无数次改良的十马力内燃机，一个我亲手削制了八十多次的木质螺旋桨。
试飞员是研究院里最瘦小的一个学员，叫朱能。这名字是我起的，我觉得他能。朱能坐上驾驶舱的时候手在抖，但眼睛里的那种光，跟朱元璋在天上飞滑翔机时一模一样。
引擎发动，螺旋桨转动，朱能松开刹车，飞机在土跑道上颠簸着滑行。五十米，一百米，两百米——机头抬起来了。
飞起来了。
速度很慢，高度很低，看上去随时会散架。但它确实在空中飞了整整两分钟，然后平稳地降落在一片麦田里。
研究院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，比过年还热闹。
朱元璋不在场，他那天在前线视察军务。但我给他打了电话，隔着电话线我都能听到他在那头又跳又叫的声音：“真飞了？没骗朕？朕明天就回来！朕要亲自坐！”
第二天朱元璋赶回研究院，二话不说就往驾驶舱里钻。我拦都拦不住。
“陛下，这飞机还不稳定——”
“朕坐过你的滑翔机，还怕这个？”
“这次有引擎，万一引擎在空中熄火——”
“那就当滑翔机用呗，你不是说能滑翔吗？”
“可是——”
“铁匠。”朱元璋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，“朕这辈子造反的时候，几次差点死了，最后都活过来了。朕命硬，你信不信？”
我信了。
朱重八坐上飞机，在朱能的陪同下，飞了五分钟。
落地之后他站在麦田里，仰头看着那片他刚刚穿过的天空，长长地、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“铁匠。”他说。
“臣在。”
“朕现在觉得，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了。”
我看着这个穿着龙袍的中年男人，忽然有些恍惚。从第一声枪响到今天，不过短短六年时间。六年间，我把这个时代往前推了几百年，而真正驱动这一切的，不是我的技术，不是我的知识，而是这个人的疯狂、果断、以及那种与生俱来的，对“不可能”这三个字的蔑视。
远处的电报塔上，一个信号员正在用灯光闪烁传递着什么消息。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，研究院的实验室里亮着电灯，机场跑道上工人们正在维修那架功勋飞机。
这是洪武九年的大明。
一个被现代军工专家硬生生改写过的，热气腾腾的、充满无限可能的崭新王朝。
而这一切，都始于一把狙击步枪。
一把在铁匠铺里手搓出来的，差点把皇帝吓疯的狙击步枪。
我这么想着的时候，尼科洛·波罗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。这个威尼斯商人面色苍白地拉住我的袖子，声音都在抖：“大人，我必须马上写信回威尼斯。”
“写什么？”
“告诉我的人——”他咽了口唾沫，“永远不要和大明开战。永远。”
远处，朱元璋正站在飞机旁边，对着那群目瞪口呆的威尼斯随从们大声炫耀着什么。我隐隐约约听到他说的话。
“诸国公请看，这就是朕的大明铁匠打出来的飞鸡！怎么样？比你们欧洲的鸟如何？”
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很遥远的下午，在那个铁匠铺里，我拿起第一把枪时的念头。
武器是为了和平。
但愿如此。